到哪儿去养老?寻找靠谱的养老机构成为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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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的转型,我国的传统养老模式遭遇挑战。
首先,家庭养老的社会功能不断弱化。一方面,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与核心化。在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作用下,“四二一”式家庭结构成为大中城市家庭的主流。随着社会生存竞争压力的加剧、跨地域流动频繁,许多子女面临事业与家庭的矛盾和冲突,也导致家庭承担的养老功能不可避免地日益弱化。另一方面,传统伦理观念出现动摇。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家庭赖以依托的赡养观念发生了变化,由家庭本位向个体本位转变,削弱了家庭养老功能。还要看到,家庭照顾者也出现老龄化趋势。经济发展和医疗进步使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两代人同时老龄化的家庭逐渐增多。
其次,机构养老力不从心。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我国不断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兴办了许多公益性养老机构。作为家庭养老模式的重要补充,这些养老机构在应对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实现社会化养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国养老机构的发展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养老服务的总体供求之间严重失衡。
最后,目前的养老供给机制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由于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的衰退,老年人的自理能力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需要从家庭和社会中获取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照料。尤其是在老龄化急剧发展趋势下,老年慢性病人占比上升,心血管疾病和癌症占老年人死亡原因的33%,中风、慢性阻塞性肺炎、肺癌是过早死亡的三大原因,糖尿病、肌肉骨骼障碍、抑郁症成为失能的三大原因。寿命提高了,但是功能下降了,给社会和家庭带来巨大负担。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在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后,还会追求更高层次和更多层次的精神和社会需求。目前,老年人的需求主要包括经济供给、生活照护、医疗护理和精神慰藉。
在这种背景下,亟须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近期应对与远期战略相结合、顶层设计与基层实施相结合、社会发展规律与国家管理模式相结合、国际经验与现实国情相结合的角度,在学术研究、社会政策、产业发展、技术支撑等多方面进行深入探索和讨论,提出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中国方案,打造符合中国特色的康养之路。
中国小康网记者从北京、广州、海南等多地探访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和候鸟式养老等不同方式养老的老人,并采访泰康养老、安康通、济宁凤凰怡康护理院等养老机构,邀请专家解读分析,试图为中国人的养老难题找出最优的解决思路,为国家养老领域的建设规划建言献策。
老龄化社会叠加独生子女,传统的家庭养老遭遇巨大挑战,而社会化养老机构却因专业护理人才短缺、服务水平普遍偏低、床位紧张等因素让人对此望而却步,寻找靠谱的养老机构成为了老人、子女面临的大难题。
老龄化叠加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家庭养老遭遇挑战,社会化、市场化方式解决问题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但我们不得不重视市场下的养老院或保姆虐待老人的事件频繁发生,靠谱的养老服务机构到哪里寻呢?
周子英在2017年把母亲送到了养老院,他告诉《小康》·中国小康网记者,全家作出这个决定,非常不容易。“养儿防老,母亲养育了我40多年,如今我却让她去养老院,心里非常难过,但在家里确实是没有办法好好照顾母亲。”
据周子英介绍,自从父亲2016年去世后,母亲心里一直过不去那道坎儿,身体一直不太好,脾气也变得有点怪。为了照顾老年人,家里前前后后请了四个保姆,结果都没干几天就走了。上有老下有小,迫于无奈,周子英开始考虑养老院的问题,“没想到,还没等我开口,母亲先开口了。”
周子英帮母亲找的是离家最近的一家养老院,主要考虑这里有熟人,软硬件条件也不错。“刚开始,我们也不放心,没事就去探望,不过一年多来,母亲在这里交到了新朋友,没事就和大家一起打打牌、唱唱戏,开朗了很多。”
养儿防老是许多中国人心里根深蒂固的观念,但面对严峻的现实,这种观念也在发生变化。据2018年12月1日《小康》杂志社联合国家信息中心共同发布的“2018中国综合小康指数”调查显示,退休后愿意与子女同居的受访者不足三成。赡养老人,子女必然会面临多种压力,49.1%的人担心经济压力, 30%的受访者担心性格差异或代沟,14.1%的受访者担心影响子女工作, 6.8%的受访者担心加大子女责任。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需要社会化养老服务,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中国健康养老产业联盟秘书长蒋洪卫告诉《小康》·中国小康网记者,一方面,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逐渐进入老年阶段,一对夫妻上有四位,甚至八位老人需要赡养,下有年幼的子女需要抚养,依靠子女养老的难度越来越大,社会化养老正在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未来去养老机构养老。
近日,广州市消委会调研数据显示,21.99%的线上受访者认为有较高可能性去养老机构养老,其中有2.89%的线上受访者认为一定会去养老机构养老。31.97%的线上受访者较为支持父母去养老机构养老。
“还有一个变化,如今的老年人,越来越能接受独立的老年生活,而不只是把所有关注点都放在子女身上。”蒋洪卫补充道。
80后养老产业联盟创始人、八零养老产业发展(北京)有限公司CEO张晶对此同样深有感触。谈及养老,人们经常会忽略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人均寿命的增长。“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条件的改善,我国的人均寿命不断增长,2017年的数据显示已经高达75岁,个别地区已经超过80多岁,如果60岁退休,那么家庭赡养老人的时间将长达十几二十年。”
理想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2018年国人养老准备报告》显示,未退休的受访者对养老生活的联想关键词占比前六位的依次是:悠闲(42%)、自由(39%)、享乐(24%)、身体欠佳(22%)、孤独(16%)、贫困(16%)。已退休的受访者对退休生活的看法是:自由(47%)、悠闲(39%)、享乐(19%)、身体欠佳(21%)、孤独(14%)、贫困(15%)。
在受访者心中认为决定养老生活品质的最重要因素分别是医疗服务、居住设施和自然环境三大方面,有高达74%的受访者选择了“完善的医疗服务”,其次是“良好的居住和服务设施”(62%)和“良好的自然环境”(38%)。
与之相对应的,人们对现有的社会化养老服务满意度却并不高,“2018中国综合小康指数”调查显示,面对“您最担心机构养老遇到的风险是什么”一题,44.5%的受访者选择了“精神赡养风险”,31.9%的受访者担心“经济供养风险”,23.6%的受访者关注“生活照料风险”。
这都显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面对养老难题,充满焦虑;面对养老机构,疑虑重重。
对此,国内大型养老服务企业——安康通控股有限公司的CEO 彭剑波分析认为,导致社会焦虑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化养老服务的供需不匹配。他告诉《小康》·中国小康网记者,老年期又可细分为初老、中老、高老三个阶段,处于不同阶段的老人养老需求不同,但或多或少都需要外部服务的介入。但是目前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得并不是很理想,老年人找不到合适的服务机构,需求没有得到及时解决,时间一长便会积累成家庭矛盾,进而演化为社会矛盾。
蒋洪卫同样关注到了这一问题,通过梳理民政部近年来的数据,他发现,近6年来全国养老机构的床位增长率持续走低, 2013年的数据是18.9%,2014年是17%,2015年是16.4%,2016年是8.6%,2017年下降为2%。而与2017年相比,2018年全国养老机构床位数又减少了13.5万张。“特别是近几年,我国的养老床位增长明显跟不上老年人口的增长,这和当前日益严重的老龄化率非常不相称。”
究其原因,蒋洪卫认为:首先,养老政策落地难是一大诱因。“虽然我们出台了非常多的支持和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文件,但实际落地的并不多。”其次,除了观念、政策等因素以外,养老产业自身也存在很多问题,包括养老产业的商业模式不清晰、养老服务人才供给不足、养老产业链配套不完整等等,都是制约养老服务发展的重要原因。
2018年年初,济宁老人王仲安突发脑梗,经住院救治后生活不能自理,同年4月住进了济宁凤凰怡康老年护理院。老伴聂素芳因患有帕金森氏病和脑萎缩,也一同住进了护理院。在这里,两位老人的衣食住行全部由护理人员照看,经过10个多月的精心照料和康复训练,两位老人的身体状况明显改善。但是两人同时入住护理院,每月近1万多元的支出,养老金所剩无几。
元旦过后,济宁市开始推广职工长期护理保险,老人所在的护理院第一时间向当地职工医保科进行评定申请,通过专家们的评审,王仲安和聂淑芳老人被评为中度失能,护理费用就可以报销许多。
济宁凤凰怡康老年护理院共有19位老人顺利通过评审,其中7位老人重度失能,11位老人中度失能,1位老人轻度失能,成为济宁市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全面实施以来的首批受益人群。
面对大量失能人员对于长期护理保障的客观需要,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中国应运而生。2016年,全国15个城市和两个重点省份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探索建立以社会互助共济方式筹集资金,为长期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与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资金或服务保障的社会保险制度。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朱耀垠指出,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积极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战略举措。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不仅可以满足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照料需求,提高其生活质量,使其获得最大程度的生活独立和人格尊严,也可以缓解老年人家庭成员、特别是子女的照料压力。
经济上得到缓解,但是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如何得到提升更是重中之重。
如何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北京大学护理学院副教授谢红给记者讲了这样两个例子:某家社会办养老机构,院长是医务人员出身,非常注重养老服务的专业性。他把医院营养科主任请到了养老机构,为老人进行了营养评定,为每个老年人做了营养处方。因为每个老年人可能伴有各种慢性疾病,需要限盐、限油、限糖,因此厨师想了一个方法:做一顿饭,少油少盐少糖。结果,老年人吃了一个月以后都不干了,有老年人却投诉说:院长,你太黑心,我一共才能活几年,怎么老让我吃少油没盐的东西!
另一家养老院院长是做酒店出身,所以把大厨请来,每天都做非常丰盛的饭菜。结果吃了三个月,一体检,没有一个老人相关指标是正常的。
因此,谢红提出,养老服务质量,是在服务提供方式、状况,与服务对象(老人与家属)的主观感知之间,找到平衡点。
济宁凤凰怡康老年护理院就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据济宁凤凰怡康老年护理院院长孔凡瑚介绍,济宁凤凰怡康老年护理院与凤凰怡康医院是“双胞胎”,老人就医转诊就不需要转院,目前入住院内的很多老年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脑血管等老年人常见病,针对这种情况,每天由专家定时、不定时地进行查房,为每位老人监测生命体征,科学制定个性化医疗、预防、康复和护理和饮食方案,并具体实施。
该护理院还非常注重老人的精神生活,自营业以来先后在母亲节、端午节、父亲节、重阳节、元旦、春节等节目开展了各式联谊活动,还准时为每位老年人庆祝生日。院内每周都会举行下棋、手工制作、看电影,开设“红色记忆”展室等,丰富了老年人的文化生活。
此外,医护人员随时与老人聊天谈心,及时了解老人需求。发现老年人有心理障碍时,由专门的心理医师及时进行心理疏导。
养老产业的规范化,养老服务质量的不断提升,其核心问题其实还是“人” “人才问题是当前制约我国养老服务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从事长期护理专业服务的人员数量较少、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业务能力不强等问题普遍存在。”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朱耀垠说。
据测算,以4000万名失能老年人为基数,按照3∶1的护理服务配置,护理人员需要1000多万。当前,养老护理人员持证上岗的不到10%,绝大部分养老机构护理员集中在40—50岁年龄段,学历大多在初中以下。全国只有10余所院校设有养老护理专业,难以满足市场需要。
养老护理人员专业近两年刚刚起步,专业人才极缺。对于养老服务人才的培养,谢红表示,“我们不希望这个人今天拿锄头,明天端盘子,后天是养老护理员,这样怎么能成为稳定的一员?必须给他一个明确的职业通路,把培训教育质量和职业通路结合起来。”谢红建议,建立区域人才库非常必要。“我们现在是用挖墙脚的方式,这个人不错,今天从这家挖到那家去,挖来挖去就这么多做事的人,市场被弄乱了。”
天津职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丁建石提出用“现代学徒制”解决养老人才供需问题。这不同于传统的“三年学习、一年实习”的校企合作,而是请企业参与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中,其实就是在培养自己的“准员工”,“企业和学校育人一体化,人才与产业发展紧密捆绑,双赢互惠。”
“在推动建立学徒制问题上,能不能进一步加大制度设计,经过相关的行业组织审定以后,确定一批已经取得高级以上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养老护理人才来培养一定数量的养老护理员,实行学徒制的培养和认证的方式。也可以支持培养高级以上的护理人才,建立各级护理人才的工作室,对基层特别是社区各类养老服务机构的养老服务人员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带培辅导,经过一定的程序,给予一定的技能水平认定。”浙江省民政厅副厅长、老龄办主任苏长聪说。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院长邹文开则认为,养老服务业人才的培养,需要政府、社会、学校等多方共同努力。“对学校来说,要提高养老服务业人才的培养质量,吸引更多学生报考相关专业。对政府来说,应出台更多优惠政策,对设立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的院校予以支持,比如减免养老服务专业学生在校期间学费、在全社会营造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氛围等。对社会来说,应继续开展养老护理员职业培训,精准培养复合型人才。同时,进一步畅通基层护理人员的上升通道,明确其职业前景,给予相应的工资待遇。”
来源:《小康》·中国小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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